1919年5月4日，在黑夜沉沉的中国，发出一声响亮而震动中国的春雷——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“五·四”爱国运动爆发了！“五·四”运动爆发的直接导火线，则是中国“巴黎和会”上的外交失败。然而，北洋军阀政府怕引起国内民愤，对“巴黎和会”失败的消息封锁很紧。那么，消息又是谁传到国内的呢？这就是由《大公报》派出采访巴黎和会的唯一的中国记者、《大公报》经理兼总编辑的胡政之。他以一个新闻记者特有的敏感，迅捷地将中国在“巴黎和会”上外交失败的消息发回国内，蜚声于时。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方汉奇教授，对胡政之作了这样的评价：“胡政之是中国新闻事业史上不会也不应该被忘记的人物。”

　　蜚声于时的胡政之，青少年时代曾在安庆读书求学，许多事鲜为人知。胡政之，名霖，字政之，笔名冷观。他一生办报，在30多年报业生涯中，堪称一代新闻记者中的“全才”。他1889年出生于四川成都的一个旧官僚家庭里，父亲是个举人，捐官安庆知县。幼时的胡政之聪慧过人，从粗晓文字的母亲读三字经、千字文。七、八岁时，随父亲离开闭塞的四川，来到安庆读私塾，后考入安徽省高等学堂，开始接受新的教育。

　　安徽高等学堂是十九世纪末在敬敷书院基础上创办的一座新式学堂，胡政之在这里有机会接触到了中西方各种社会新思潮，以及先进的自然科学观。胡政之嗜书如命，藏书丰富的安徽大学堂图书馆，则是他课余之时最爱去的地方，他如饥似渴地饱览了大量的新思潮的书籍、报刊，尤其爱读严复翻译的《天演论》。严复曾被公派到英国留学，对英国的社会政治发生兴趣，涉猎了大量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，甚为赞赏达尔文的进化论。甲午战争后，中国的战败深深地刺激了严复，他以深邃的西学素养，连续发表政论文章，倡新叛旧，尊民贬君，在当时思想界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影响。同时，他翻译的《天演论》，以“物竞天择”、“适者生存”的生物进化理论阐发其救亡图存的观点，提倡鼓民力、开民智、兴民德、自强自立，对近代思想起到了启蒙作用，激励了几代人的革命斗志。胡政之反复读了《天演论》后，深受启发，茅塞顿开，接受了进化论的观点。他也迷恋过《申报》、《新民丛报》、《苏报》及陈独秀办的《安徽俗话报》等，这些报纸所传播的信息都对胡政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，开始接触了改良、民主思潮，并在脑中烙下了深刻的印痕。

　　胡政之在安徽大学堂求学期间，思想十分活跃，积极接受新生事物。此时，林纾翻译的西方小说在中国颇为流行、畅销，他也是最热情的迷恋者之一。林纾与精通法文的王寿昌合译法国小仲马《巴黎茶花女遗事》，是中国介绍西洋小说的第一部，为国人见所未见,一时风行全国,备受赞扬。胡政之对这本译书，钟爱有加，爱不释手。他先后读了林纾译自美国、英国、法国、俄国、希腊、德国、日本、比利时、瑞士、挪威、西班牙等国的百余种作品，从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，并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。林纾的译笔轻快明爽、幽默，有其独有的特色和成功处。因此，有人说胡政之后来的文章风骨文采，可能就是受益于林纾。胡政之读书用功刻苦，门门功课成绩优良，但他不爱死读书，爱动脑筋，爱思考，他常常独自思考时事政治与清朝统治者的腐败，萌生寻求救国之念。

　　安庆是桐城派的诞生之地。明清两代，桐城文风一统全国，有“天下文章看桐城”之说。桐城派，有1200余位作家、2000多种著作、数以亿字的资料等，是桐城散文派在200余年间创造出来的文明成果。因此，胡政之在接受新思想的同时，对桐城派的文章及其研究下过一定工夫，尤其是桐城派三祖方苞、刘大魁、姚鼐等的文章，他反复研读，细心揣摩，奠定了良好的古文基础。日后，他曾对人说，他在安徽大学堂读书时，深受桐城派的熏陶，尤其桐城派三祖之一的姚鼐的言简意丰、传世名篇《登泰山记》，百读不厌，给他的影响特别的深刻，对他日后从事新闻工作，不无裨益。

　　1906年，胡政之父亲因病死于五河县知县任上时，17岁的胡政之不得中途辍学，离开安庆而扶柩回四川。1907年，他受新思潮的影响,在嫂子的一副金镯的资助下，自费到日本勤工俭学，进东京帝国大学读法律。四年后他回到上海，一度曾开办过律师事务所，1916年9月，他受聘出任《大公报》的经理兼总编辑，从此一生以办报为业，并成为“报界巨子”。

　　胡政之对安庆有着深厚的感情，即使他日后蜚声于时，也没有忘记安庆。他在多篇的回忆文章中，提及他青少年时代在安庆读书求学的情况，甚至说安庆是他成长的摇篮。1927年，蒋介石在安庆一手制造了“三·二三”反革命事件后，胡政之主持的《大公报》及时地予以报道披露，在舆论上给予安庆人民有力的支持。